契丹小字大辽上京鹰形兵符考

目前所见到的辽代调兵用的兵符,主要有鱼形和鹰形两种形制,传世均罕,尤以鹰形兵符为最。然而不管是哪种形制的兵符,其结构形式都大致相同,均分为上下两合,并且在两合结合处的中间有一文字,所见有“十”字和“同”字,上合为阳文,下合为阴文。通常其中一合兵符保存在皇帝手里,而另一合则保存在驻军将领手里。在发生战事需要调兵时,皇帝则派人手执一合兵符到军营,与带兵将领的那一合兵符,只要两合阴阳合璧,即可用来调兵遣将。本文图1、图2所示为典型的辽代鹰形兵符,出自辽北,为笔者所藏。今披露于世,与同好共同鉴赏。

图1所示为鹰形兵符上合,铭文为契丹小字。正面中间为阳文契丹小字“大辽”,乃国号。背面中间铸阳文“十”字,十字右侧为阴文契丹小字“上京”,乃辽国都城。十字左侧为阴文契丹小字“府军”,由右至左则可释读为“上京府军”,乃驻京部队。十字下方为阴文契丹小字“右”。

图2所示为鹰形兵符下合,正面中间为阴文“十”字。十字右侧为阴文契丹小字“上京”,十字左侧为阴文契丹小字“府军”,由右至左则释读为“上京府军”。十字下方为阴文契丹小字“左”。背面中间为阳文契丹小字“大辽”。

从以上所释读的鹰形兵符上契丹小字的内容来看,上下两合铭文基本相同,都分别铸有“大辽”和“上京府军”等字样,唯有右左之分。那么此鹰形兵符当为辽代那位皇帝所铸?这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。笔者认为,若从探讨国号“大辽”和都城“上京”的来龙去脉入手,或许从中能够找到所要的答案。

据南宋叶隆礼著《契丹国志》记载:“丙子神册元年。梁均王贞明二年。是年,阿保机始自称皇帝,国人谓之‘天皇王’,以妻述律氏为皇后,置百官,建元曰神册,国号契丹。”

又据《辽史》记载,太祖神册三年(918年),始筑京城,初名皇都。天显元年(926年),又加扩建。是年七月,太祖在灭渤海还军途中病死于扶余城(今吉林农安)。次年,太宗耶律德光即位,未改元,仍沿用天显年号。天显十三年(938年),改元会同。会同元年(938年),诏令改国号为辽,改皇都为上京,设临潢府(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)。

由上述记载可知,辽太祖在位时,京城称皇都,国号为契丹,所以该鹰形兵符不可能为辽太祖所铸造。而辽太宗在会同元年(938年),同时将国号契丹改为“大辽”,将京城皇都改为“上京”,而该鹰形兵符契丹小字铭文里又同时出现“大辽”和“上京”等字样,所以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看,该鹰形兵符极有可能为辽太宗所铸。

至于契丹人为什么将兵符做成鱼形或鹰形,笔者认为这与契丹民族的生活习俗是密不可分的。众所周知,契丹是游牧民族,即便是建国、建都后,契丹皇帝一年四季也都要外出游猎,其四季行宫被称为“四时捺钵”,甚至一些军国大事也都要在“四时捺钵”商定。而其中下湖扑鱼,放鹰猎兽,则是契丹人最喜爱的活动之一。由此可知,契丹人将兵符做成鱼形或鹰形也就不难理解了。而鹰形兵符上鹰的原型,也不是一般普通的鹰,而是一种被称为“海东青”的珍稀猛禽。据史料记载,女真人在未立国前,每年都要向契丹皇帝朝贡这种鹰。

契国长老

2019年9月18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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